邓小平政治破局！挑战两个凡是艺术

编者按：从哲学视角审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难以立足，在政治层面则显得守旧且停滞不前。然而，对于当时那些因坚定贯彻“文化大革命”路线而获得权力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两个凡是”构成了他们必须坚守的底线。只要这一防线得以维持，他们的利益便得以保障。在当时民众的情感倾向中，“两个凡是”仍拥有一定的根基。这种朴素的民众情感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进而转化为强大的阻力。因此，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头两年里，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是充满风险的。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向党中央及华国锋同志致信，明确表达了他对粉碎“四人帮”事件所持的坚定立场，并在信中未提出任何个人诉求。华国锋同志并未将此信内容公之于政治局。

经过一段时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再次向华国锋提出倡议，力主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鉴于叶剑英声望卓著，中央高层不得不认真考量他的提议。有人进而提出：

“请问，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你们能否确保他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能否保证他复出后，我们能够紧密团结，避免再次出现分裂？你们是否相信，邓小平同志复出后，能够避免党内出现分裂的局面？”

叶剑英愤然反问：

“我提议让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志都不会有所顾虑。他一旦回归政治局，我们也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不应有过多的苛求。”

李先念，作为同属政治局委员的一员，明确表示了对叶剑英观点的全力赞同，并迫切呼吁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面对这一诉求，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选择了沉默，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结果，此事终究石沉大海，未能成行。

我们应当世代传承，以精确、全面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引领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将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推向辉煌的胜利。

此信措辞精妙，首先，彰显了坚定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决心。这不仅体现在当今，更将传承于世代之间。其次，毛泽东思想不仅对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起着指导作用，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着引领功能。再者，信中完全运用了当时盛行的政治术语，毫无“反潮流”的迹象。然而，信内实则蕴含着对潮流的反叛。它巧妙地以“准确、完整”这两个极具弹性的词汇，取代了缺乏弹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或许尚未洞悉其间的深远含义，但在5月3日，他仍将该信件转发至全党。

“我所强调的，是以准确而全面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即要求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全面而精准的理解，学会深入学习和运用其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事业。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解与曲解，确保其不被损害。”

此处，他再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念。这一表述，不仅摒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语录战”等恶劣行径，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同时也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应用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界限。

近日，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同志与李鑫同志——莅临访问，我向他们直言，“两个凡是”的方针已不可行。遵循“两个凡是”，便无法理顺为我平反的逻辑，亦无法阐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正当合理”的事实。将毛泽东同志在特定情境下的言论挪用于其他情境，如此做法，实属不妥！毛泽东同志本人亦曾提及，他并非所言皆无差，他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一个人所言之言无一差错，认为一个人能够始终绝对正确，这绝无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提及“凡是”，列宁、斯大林未曾言及“凡是”，毛泽东同志亦未曾自称“凡是”。

在此次对话中，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华国锋言辞中的矛盾之处，随即对“两个凡是”的原则发起直面质询。

“在合适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须知，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免职的，若让他复出，岂不是与“两个凡是”的精神相违背？

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这两句古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华国锋置于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继而，邓小平针对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发起了挑战。所谓的“两个估计”，源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政治总结。其内容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沦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被定性为“黑线专政”；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该文件曾得到毛泽东的审阅。“两个估计”如同压在知识分子肩上的两座沉重的大山。邓小平以推翻这两座大山为突破口，进而逐一攻破其他重重障碍。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教育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他率先对那“两个估计”提出了质疑。至9月19日，他坦率地对当时负责教育工作的刘西尧直言不讳。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推翻这些观念实属不易。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言论不久，《红旗》杂志便刊登了“文化部批判组”撰写的文章，该文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重申了自建国以来对文艺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整顿。

关于具体的争论问题，思想尚不一致，过早地介入恐怕不妥，唯有针对具体的思想问题，方可适当地提出一些观点。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广泛讨论。到了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谭启龙进行了交流。在这次谈话中，胡耀邦作为该文章的组织者，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他是在“砍旗”。对于这种指责，华国锋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

“近期出现了一种倾向，动辄指责某人为靶子，声称要拆除他们的旗帜。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该如何是好呢？”

胡耀邦说：

我们秉持“四不”原则——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然而，有些人热衷于整治他人，却往往得不偿失，反遭自己头上之灾。

8月18日，胡耀邦于中央党校对一项情况进行了介绍：

王任重向华主席咨询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涵。华主席强调这是一个关键议题，需深入理解，以便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华主席认可“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并呼吁务必明确其意义，这不仅体现了对此次讨论的包容态度，同时也显现出对其积极的支持立场。

1978年11月至12月期间，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紧随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民主程度之高的里程碑。在华国锋同志的发言中，他强调：

“我已下定决心，鼓励各位发表意见。既然将诸位邀请至此，自当倾听各位的声音，以汇聚众智。”

中央工作会议伊始，众多与会者便纷纷提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议题提出质疑，直接指向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亦间接涉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由此变得尖锐而激烈。然而，华国锋并未采取压制或对立的立场，反而多次强调会议应发扬民主精神，保持生动活泼的会议氛围。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活跃。

敞开思想讨论问题，很好。

他亲自主持常委会与政治局会议，认真聆听与会者的意见。对于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他迅速作出决策，为这些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人案件，并对康生、谢富治等人进行了审查。针对与会者对中央提交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较多的情况，他采纳了大家的建议，将文件下发至全党进行讨论，并留待下一次全会作出最终决定。至于备受争议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同志主动承担起责任，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两个凡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思维，阻碍了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利于党内思想的活跃。尽管我的发言及那篇社论均经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但主要责任仍应由我承担。对于此事，我愿意进行自我反省，并热切期待同志们的指正。”

然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对于华国锋而言，这两次会议却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

经过36天的筹备，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在京西宾馆隆重开幕。原本的议程聚焦于经济议题，然而，在开幕式上，华国锋同志发表讲话，建议首先集中讨论一个议题，即从翌年1月份起，将全党工作的核心聚焦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与会者亦观察到，华国锋在发言中持续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这显现出华国锋依旧希望在坚持毛泽东确立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探索自身的创新与进步。这一特质曾是毛泽东所赏识的优势，然而，也成为他轻松上阵、阔步前进的负担。

让华国锋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61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个发言被简报全文刊登后，引起爆炸式反响，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各族纷纷作出强烈回应，有人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有人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回避，态度诚恳，11月25日，他代表政治局宣布9条决定，7条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13日，华国锋坦承了两项错误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同时，他主动谈及了集体领导的相关问题，并表示在今后的请示报告中，文件的开头无需再提及“华主席”，仅需标注“党中央”即可。

或许华国锋并未察觉，自那次会议之后，他在文件上的署名已不再占据往日的显赫位置，而他实际上亦开始从权力核心的圈子里逐渐淡出。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强调，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们不仅需摒弃“神化个人”的倾向，更应妥善协调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显而易见，该特约评论员文章系针对华国锋所发。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确立的“多赞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原则过程中，仍存在若干不足。此指示亦隐含了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之意。

赵紫阳不仅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职务的安排尚未公布。然而，不久之后，便透露出对他的一项重要任命。

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华国锋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一职。此举使得华国锋在政治领域中的最高职位随之丧失。

赵紫阳继华国锋之后，荣任我国国务院的第三位总理。

华国锋同志卸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乃是基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实行党政分工的战略决策。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其中强调：

此次会议所展现的创新精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对国家领导体制的深刻变革之中。中共中央已作出决策，将党的各项工作与政府职能明确区分开来，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如此，华国锋不仅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等人亦相继放弃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兼职。

华国锋同志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实乃人事调整中的正常现象。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自是日起，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间，全国范围内将严格禁止悬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画像，此举旨在有效消除个人崇拜现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转发华国锋同志信件的通知》。华国锋同志在信中建议，自即日起，公共场所应停止展示华国锋同志的肖像及题字。

自此，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公共场合并排展示毛泽东与华国锋画像的景象已然不复。华国锋的画像逐一被撤除，其语录和题词亦随之消失。时至今日，仅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前，那六个镌刻于大理石之上的金色大字——华国锋的题词——得以保留。

对华国锋而言，他职业生涯中最显著的转变发生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那之前，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要职，且全会均由他亲自主持。

然而，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中，却如此记载：

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促成这一显著变化的背后原因，公报中如此阐述：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换言之，胡耀邦继任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邓小平亦继华国锋之后，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虽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位，但依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调整虽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定论，实则早在半年之前——即1980年11月10日至14日、17日至19日、29日以及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已连续召开九次会议，集中研讨华国锋的相关问题。会议期间，刘伯承、聂荣臻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聂荣臻虽未能与会，但已函复赞同会议决议），而陈永贵、赛福鼎因未接到通知而缺席。实际与会政治局委员共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有7人列席，总计参会人数达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动因，源于自1980年8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众多人士向中央建言，认为华国锋不宜再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召开9次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据此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交了相应的人事调整方案。

11月11日的午后，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了以下三个主要观点：

首先，揭露“四人帮”的存在，是华国锋同志对党的一项重大贡献。当时，华国锋同志肩负着主要责任。然而，在成功揭露“四人帮”之后，我党并未能达成心情舒畅、生机勃勃的理想局面，这让人深感失望。其次，陈云同志指出：“那日，我与先念同志一同拜访国锋同志时，我提出国锋同志应具备自知之明，在毕生事业中，要清晰认识到自己的成就与不足。这里的成就即为加号，而不足则为减号。我强调，国锋同志应珍惜已有的成就，切勿轻易舍弃这来之不易的贡献。”第三，我认为此事不能再拖延。在即将召开的十二大上，应当明确由谁负责作报告，谁担任主席。

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不仅对华国锋同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同时也对其工作进行了严肃的点评。

胡耀邦说:

华国锋同志自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堪称资深的老革命者。有人戏称他是乘坐直升飞机崛起的。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恰当。华国锋同志在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并展现出一定的专业能力。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国锋同志与众多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贡献卓著，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党和人民必将铭记这一功绩。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党上下、全国人民，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真心实意地支持国锋同志……然而，我认为，国锋同志在对待一名党员对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上，并未做到恰当。

首先，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次，他自己曾提及，1971年揭露林彪事件时，毛主席曾与他交谈，并批评道：“你心中所想皆是生产”；再者，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发言。然而，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国锋同志所表达的观点却截然不同，诸如坚持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等。但这些言论，恐怕亦非其真心所想。这其中便衍生出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国锋同志在处理对毛泽东同志的问题时，往往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立场，过于关注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后果，仅以个人利益为重，而忽略了党和国家的安全稳定。这种做法乃实用主义之典型，实乃不当之举。

胡耀邦同志进一步指出，若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一职，恐怕党内多数同仁恐怕难以接受。鉴于此，国锋同志主动提出辞去这两项职务，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此举不仅对党的事业有利，也对华国锋同志本人大有裨益。

还有人对华国锋说：

“在过去四年里，你确实完成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显而易见，你在担任中央主席这一职位上，尚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和组织能力。”此外，他还强调：“众所周知，国锋同志在军委工作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在发言中，叶剑英进行了自我批评，对在宣传华国锋时言辞过于激昂、赞誉过分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指出其中夹杂了“周公辅佐成王”的封建观念。

叶剑英回忆起毛泽东临终之际那令人难忘的一幕，感慨地说：

《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中提及，刘备在白帝城病危之际，将诸葛亮托付后事，言道：“若嗣子堪用，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然而，诸葛亮并未遵从刘备遗言，而是倾尽全力，忠贞不渝，直至以身殉节。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低沉地说：“我不行了，快走到尽头了。”政治局成员随后依次前往毛主席的住处，逐一向他告别。即便毛主席的心脏尚未停止跳动，他们离去后，护士再次将我（叶剑英）唤回。毛主席看着我，未能言表，我再次离开。不久，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我心中不禁疑惑，为何主席会再次召唤我？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嘱托？（叶剑英在此处情绪激动，泪流满面。）

我回顾毛主席在世时我内心的感受，我确实将华国锋同志比作“后主”，即便我自身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仍渴望竭尽所能地支持他。我甚至对他说过一些过分赞誉之词。这反映出我身上仍存有旧式封建思想的痕迹。借此良机，我应当进行自我反省。”

面对华国锋反复的辩解，拒不承认错误，畏惧承担责任的举动，叶剑英直言不讳地说道：

本次政治局会议的氛围异常热烈。在同志们讨论中，我必须承认，对于华国锋同志的错误，我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回想起当年粉碎“四人帮”之际，我的内心同样存有愚忠愚义的念头。在那些时刻，尽管我意识到华国锋同志的观点有所偏差，然而在他拒绝采纳我的意见后，我并未坚持己见。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了今日的局面。因此，我对这一状况亦应承担责任。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上称：

若国锋同志意不欲担负重任，那我便接下这副担子。四年来中央所犯的错误，皆由我一手造成，无论你们有何怨言、批评之声，我均坦然接受。此前，我曾多次提议辞去职务，今日会上，我再次重申此意。我恳请党中央批准我的退休申请。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立场。

在叶剑英一番话语的感召下，华国锋遂放弃了进一步的争辩，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态度，乐意倾听众人的建言，并勇于接纳指正。

整个会议气氛始终平和，29位与会者均积极发声。在讨论中，众人一致赞同华国锋的贡献，但同时亦认为他当前担任的职务并不适宜。

在会议的尾声之际，华国锋坦诚地欢迎各方对他的意见与建议。他再度强调，自己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并恳请于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暂停执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及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

华国锋提出，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然而，叶剑英同志坚辞不受，并再次表达了他希望获得批准退休的愿望。

叶剑英与诸同志不约而同地建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之职。邓小平却谦虚地婉拒了这一提议。他坚信，在众多六十余岁的同志中，胡耀邦的政绩尤为突出，因此他毅然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勉励胡耀邦要“义无反顾”，积极担当此重任。

邓小平曾表示，他个人仅愿接受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有必要集中精力解决个人问题，因此批准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提议。然而，在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他依然担任中央主席的职务，并需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明确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推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提名他为中央副主席。

向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提出，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召开前，胡耀邦同志将暂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则负责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期间均无需采用正式的头衔。

为确保全党、全国、全军的稳定与团结，中央明确要求上述同志务必严守秘密，严禁任何信息泄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份《通报》，实则是对中共全党发出的一份重要提醒。《通报》详尽地向全党揭露了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其他多项错误，共计五项内容。

一、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原则完全相悖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

二、坚持“文革”错误观点。

三、妨碍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以及阻碍恢复老干部的职务和工作。

四、制造个人崇拜。

五、经济领域冒进之举，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差。《通报》进一步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之职，并选举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表明，华国锋同志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一决定早在半年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便已形成，并已向全党通报。

在华国锋尚未正式辞职却临近辞职的这段微妙的时期，尽管他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但实际上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已交由胡耀邦负责主持。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露面的次数已大为减少。

在198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华国锋选择不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茶话会。

1981年2月4日，对于华国锋而言，乃是一个难忘的时日。恰逢我国农历鸡年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提出，建议由华国锋亲自出面，主持宴请越南友人黄文欢。华国锋婉言拒绝，表示不愿亲自亮相。无奈之下，胡耀邦转向邓颖超寻求帮助。邓颖超不仅是黄文欢的资深战友，而且她本人也将出席此次宴会。邓颖超亲自拨通了华国锋的电话，诚挚地希望能说服他担任宴会的主持人。经过一番努力，华国锋最终答应了下来。

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华国锋踏入了钓鱼台18号楼——那将成为他出席国宴的最后一次。

在宴席上，招待员将一盘精心制作的煎鸡蛋递至华国锋面前，此举令他颇感意外与惊喜——原来这煎鸡蛋的独特之处在于去除了蛋黄。华国锋向来对这道佳肴情有独钟。得知华国锋即将离职，未来恐难再至此处，国宴厨师特意烹制了他钟爱的菜肴。宴会落幕之后，华国锋目送黄文欢离去，随即转身与招待员和厨师们逐一握手，动情地说道：“同志们的情谊，我心领了！”

华国锋此后未再出席国宴。

注释

1980年1月15日的午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

随着国务院会议的即将落幕，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率先步出会议室，立于休息室的入口处。会议最终告一段落，与会者们依次散去。当邓小平面带微笑经过时，陈永贵主动上前，邀请他进入休息室，并表示有几件事项需要请教。邓小平稍作迟疑后，随即点头，随陈永贵步入休息室。

陈永贵注意到邓小平落座并点烟，便急切地表达道：“小平同志，您近期频繁召开会议，不断提出新观点，让我感到有些应接不暇。我想请教您，您是否依然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否还要继续高扬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是否还要继续遵循？”

邓小平轻吐一口烟，目光扫过陈永贵，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陈永贵事后回忆，邓小平那天的笑令他感到不安。邓小平将烟蒂按灭在烟缸中，语气严肃地说：“你难道忘了，如今已非‘四人帮’掌权之时？你的问题如此荒谬，简直如同幼儿的胡言乱语。在我党历史上，论及此类话题，我最有资格发言。至于毛泽东思想，我更有权发表意见。你加入共产党至今多久了？永贵同志，我期望你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先自查自省。”

临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众多政治局成员均提议对陈永贵暂停职务进行审查，邓小平亦赞同此观点。他无奈地感慨道：“本应是一位杰出的农村基层领导者，却被迫身处国家副总理之位，这不是让他承受不必要的苦难吗？”

在生命之灯即将熄灭之际，陈永贵对前来看望他的人们倾诉道：“我在梦中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指引我前往另一个岗位继续为他效力。邓小平是个好人，他没有将我囚禁，反而对我关怀备至，给予我优渥的饮食与住宿……”